第五十七章 防不胜防(求订阅!)
“上了那老贼的恶当了!”
东伯侯府邸中,姜文焕怒发冲冠,拔出长剑,恨不得将姜子牙剁成肉酱。
“防不胜防啊!”
姜桓楚的面色也阴沉无比,从口中吐出四个委屈巴巴的字来。
姜子牙和申公豹奉命,一东一西,一文一武,出征两大诸侯国。
在苏护大军和西岐军队斗得你死我活,不可开交之际,东鲁却很平静,因为姜子牙拒绝了王师的护送,轻车简从,进入东鲁。
姜氏父子大为满意,陛下派出这个山野匹夫,能奈他们何,怕是走走过场吧!
因此对姜子牙所谓的恢复祖制,和气贯于天下之说,他们表面赞同,实际上完全在敷衍。
而姜子牙也不着急,心平气和地督促,然后在税收方面提出改动,态度逐步强硬起来。
纵观历史,一个政权上台后,如果要有所作为,经济上的充足是必要的,而经济最直接的来源,就是税收。
所以各朝各代那么多政权变更,每个政权刚上台时,基本都会注意减少税收,稳定民心,但到了后期,随着当权者的贪心越来越大,苛捐杂税越来越多,经济崩溃,入不敷出,最终走向灭亡。
远的不说,早在大禹时代,就有了收税。
有个著名事件,叫大禹杀防风氏。
大致上,是治水成功后,会稽庆功大会时,一个部族首领防风氏姗姗来迟,被大禹杀死,事后又声称杀错了,令后人颇多揣测。
这个故事后来改编成了神话,什么防风氏是巨人,有三丈三尺高,一节骨头要一辆车才能装下,种种神话,其实真正的原因,不是防风氏奇异,也非大禹不能容人,而是一场对于税收,对于货币材料海贝控制权的争夺。
防风氏之死,开启了中央政权对民众收税的先河,因地方政权不配合而招致杀生之祸,也体现了这种制度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。
大禹功成,涂山会盟,天下为公,一言九鼎,创立了第一个王朝夏,也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税收制度——
贡法。
任土作贡,记述于《尚书?禹贡》中,这种制度很有意思,以诸侯封地距离王城的远近为依据,将天下划分为五个级别,然后在五个大级别中再细分,颇有种后世七条环路划分首度的景象。
比如距王城一百里的臣民,要将割下的庄稼纳贡,距王城二百里的,要把庄稼割去秸杆后纳贡,距王城四百里的,则纳贡粟等等,是一种按照土地及产量课征的实物税。
到了商朝,就有名了,井田制。
顾名思义,井田制是把土地依“井”字划分九个区,其中外八区称为私田,分给八户农民耕种,收获供这些农民养家糊口,中区为公田,由八户农民共同义务耕种,收获全部归奴隶主和国家所有。
八家民力,助耕公田,而不税私田,相比起夏朝,不光是呆板的缴纳实物为税收,而是算上劳动力,你好我好大家好。
实行井田制的目的,是要臣民福利均等、分配平等、赋税平均,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税收制度,但操作起来,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
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本该是上下皆有利益的事情,却被贪心欲望所毁,井田制亦是如此,具体不赘述,这历经商周两朝的制度,在目前被上位者操纵把持的途径,名为助法。
助法是统治阶级在固有土地的基础上,凭借权力和地位,通过分田制禄,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劳役,用以解决各级官员的俸禄支出、军费支出和国家其它支出的手段。
打个比方,租了个门面房做生意,原本只是单纯的付房租,把该交的那份交了,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,现在在房租之外,房东一家的生活费支出全要你承担,这谁受得了?
这种畸形的制度下,经过数百年的酝酿,趋至爆发的边缘,殷商才会覆灭。
由此可见,一个王朝的灭亡,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两项决策失误造成的,都是长年累月的积弊。
但四镇诸侯的变法,将矛盾转移了。
东鲁为八百诸侯之首,率先改革,走在了时代的前沿,更占据地利。
东夷被灭后,黄飞虎奉命,在东夷原祖庭山外,建立了一座东平城,依山靠海,如今成为天下商业最发达的城市,山上的天材地宝,海里的奇珍异物,源源不断地往内陆送达,深受诸侯贵族的喜爱。
东鲁近水楼台先得月,自然也大力发展商业。
于是乎,在这个基础上,姜子牙开设了三种税:
第一是山泽之赋,即对山里林产和海洋渔产的课税。
这是开采时就收取的,也就是在东平城中,商人们就得纷纷上缴一大笔税。
第二是关市之赋,就是货物通过边境的“关”和国内的“市”,要进行的检查和征税。
这个“关”,正是五关,“市”则是每一个大的城市。
也就是说,每经过一关,都要上缴一笔税收,每进入一座大城市,亦是如此。
第三则是币余之赋,是指不属于以上的各类情况的其它赋税。
第三种倒也罢了,前两种可是狠狠从商人身上挖下一块肉来。
姜氏父子不是纯粹的武夫,讨论良久,认为这是中央对于东鲁的一种经济打压。
练兵是要钱的,东鲁改革军制,常驻军力达到惊人的十二万,是四大诸侯之最,每一日的开销都十分惊人,若不是大力发展商业,在东平城的聚宝盆内分了一杯羹,早就支持不下去了。
现在新税一上,收入的一部分要通过税,上缴中央,不裁军也不成了。
软刀子割肉!
不过值此敏感关头,东鲁心怀顾忌,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脸。
阳奉阴违也不能太过分,姜子牙虽然好对付,但毕竟涉及陛下的颜面,如果敬酒不吃,指不定得吃罚酒。
冀州之战后,他们认识到,即便东鲁最得意的大军,与中央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,谋反是不现实的,未免双方撕破脸皮,落得像西岐那样兵戎相见的地步,还是退让些比较好。
于是乎,东鲁在姜子牙的数度逼迫下,终于开始税收改制。
姜氏父子并不慌,反正税收之事,猫腻甚多,最终上缴多少,还不是由东鲁官员说了算?
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,这正是东鲁悲剧的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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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伯侯府邸中,姜文焕怒发冲冠,拔出长剑,恨不得将姜子牙剁成肉酱。
“防不胜防啊!”
姜桓楚的面色也阴沉无比,从口中吐出四个委屈巴巴的字来。
姜子牙和申公豹奉命,一东一西,一文一武,出征两大诸侯国。
在苏护大军和西岐军队斗得你死我活,不可开交之际,东鲁却很平静,因为姜子牙拒绝了王师的护送,轻车简从,进入东鲁。
姜氏父子大为满意,陛下派出这个山野匹夫,能奈他们何,怕是走走过场吧!
因此对姜子牙所谓的恢复祖制,和气贯于天下之说,他们表面赞同,实际上完全在敷衍。
而姜子牙也不着急,心平气和地督促,然后在税收方面提出改动,态度逐步强硬起来。
纵观历史,一个政权上台后,如果要有所作为,经济上的充足是必要的,而经济最直接的来源,就是税收。
所以各朝各代那么多政权变更,每个政权刚上台时,基本都会注意减少税收,稳定民心,但到了后期,随着当权者的贪心越来越大,苛捐杂税越来越多,经济崩溃,入不敷出,最终走向灭亡。
远的不说,早在大禹时代,就有了收税。
有个著名事件,叫大禹杀防风氏。
大致上,是治水成功后,会稽庆功大会时,一个部族首领防风氏姗姗来迟,被大禹杀死,事后又声称杀错了,令后人颇多揣测。
这个故事后来改编成了神话,什么防风氏是巨人,有三丈三尺高,一节骨头要一辆车才能装下,种种神话,其实真正的原因,不是防风氏奇异,也非大禹不能容人,而是一场对于税收,对于货币材料海贝控制权的争夺。
防风氏之死,开启了中央政权对民众收税的先河,因地方政权不配合而招致杀生之祸,也体现了这种制度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。
大禹功成,涂山会盟,天下为公,一言九鼎,创立了第一个王朝夏,也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税收制度——
贡法。
任土作贡,记述于《尚书?禹贡》中,这种制度很有意思,以诸侯封地距离王城的远近为依据,将天下划分为五个级别,然后在五个大级别中再细分,颇有种后世七条环路划分首度的景象。
比如距王城一百里的臣民,要将割下的庄稼纳贡,距王城二百里的,要把庄稼割去秸杆后纳贡,距王城四百里的,则纳贡粟等等,是一种按照土地及产量课征的实物税。
到了商朝,就有名了,井田制。
顾名思义,井田制是把土地依“井”字划分九个区,其中外八区称为私田,分给八户农民耕种,收获供这些农民养家糊口,中区为公田,由八户农民共同义务耕种,收获全部归奴隶主和国家所有。
八家民力,助耕公田,而不税私田,相比起夏朝,不光是呆板的缴纳实物为税收,而是算上劳动力,你好我好大家好。
实行井田制的目的,是要臣民福利均等、分配平等、赋税平均,这是一种很理想化的税收制度,但操作起来,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
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本该是上下皆有利益的事情,却被贪心欲望所毁,井田制亦是如此,具体不赘述,这历经商周两朝的制度,在目前被上位者操纵把持的途径,名为助法。
助法是统治阶级在固有土地的基础上,凭借权力和地位,通过分田制禄,强迫农民无偿提供劳役,用以解决各级官员的俸禄支出、军费支出和国家其它支出的手段。
打个比方,租了个门面房做生意,原本只是单纯的付房租,把该交的那份交了,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,现在在房租之外,房东一家的生活费支出全要你承担,这谁受得了?
这种畸形的制度下,经过数百年的酝酿,趋至爆发的边缘,殷商才会覆灭。
由此可见,一个王朝的灭亡,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两项决策失误造成的,都是长年累月的积弊。
但四镇诸侯的变法,将矛盾转移了。
东鲁为八百诸侯之首,率先改革,走在了时代的前沿,更占据地利。
东夷被灭后,黄飞虎奉命,在东夷原祖庭山外,建立了一座东平城,依山靠海,如今成为天下商业最发达的城市,山上的天材地宝,海里的奇珍异物,源源不断地往内陆送达,深受诸侯贵族的喜爱。
东鲁近水楼台先得月,自然也大力发展商业。
于是乎,在这个基础上,姜子牙开设了三种税:
第一是山泽之赋,即对山里林产和海洋渔产的课税。
这是开采时就收取的,也就是在东平城中,商人们就得纷纷上缴一大笔税。
第二是关市之赋,就是货物通过边境的“关”和国内的“市”,要进行的检查和征税。
这个“关”,正是五关,“市”则是每一个大的城市。
也就是说,每经过一关,都要上缴一笔税收,每进入一座大城市,亦是如此。
第三则是币余之赋,是指不属于以上的各类情况的其它赋税。
第三种倒也罢了,前两种可是狠狠从商人身上挖下一块肉来。
姜氏父子不是纯粹的武夫,讨论良久,认为这是中央对于东鲁的一种经济打压。
练兵是要钱的,东鲁改革军制,常驻军力达到惊人的十二万,是四大诸侯之最,每一日的开销都十分惊人,若不是大力发展商业,在东平城的聚宝盆内分了一杯羹,早就支持不下去了。
现在新税一上,收入的一部分要通过税,上缴中央,不裁军也不成了。
软刀子割肉!
不过值此敏感关头,东鲁心怀顾忌,不想和中央直接翻脸。
阳奉阴违也不能太过分,姜子牙虽然好对付,但毕竟涉及陛下的颜面,如果敬酒不吃,指不定得吃罚酒。
冀州之战后,他们认识到,即便东鲁最得意的大军,与中央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,谋反是不现实的,未免双方撕破脸皮,落得像西岐那样兵戎相见的地步,还是退让些比较好。
于是乎,东鲁在姜子牙的数度逼迫下,终于开始税收改制。
姜氏父子并不慌,反正税收之事,猫腻甚多,最终上缴多少,还不是由东鲁官员说了算?
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,这正是东鲁悲剧的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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